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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 要〕
乾隆、嘉慶時期之學術，對於清代之中國而言，其主要意義，可約說為數點：其一為確立以「經學」作為詮釋「儒學」之主軸；「禮制」於理論上成為義理實踐之最終體現。其二為確立以「經典詮釋學」作為詮釋「經學」之主軸，而「考據」為其必要之基礎。「宋學」相對之下，成為遭受批判之對象。其三為重新確認中國「治統」與「道統」之意義，並確立其立論之主軸。其四為擴展「考證」作為學術方法之意義，並將之擴大延伸。其五為以「治學」與「文章」作為智識份子之身份表徵。唯自嘉慶以降，由於政治性議題之加入，產生若干類型之變化。此種變化，就形態而言，已是「思想導引」重於「方法確立」，故無論嘉、道之龔自珍、魏源，咸、同之曾國藩，其言經學、詞章，皆難以乾隆時之標準，加以規範。本文於討論乾嘉考證學之後，續論清中晚期學術發展之變局，欲於其間突出新形態之學術變化所引動之社會思惟，正是欲區辨此種「思想導引」，與其前考證學所據以樹立自身學術規模之基礎，二者間之差異。至於由龔、魏而下以至廖平、康有為之發展，後人所謂「今文學運動」，則顯示道、咸、同以下社會思想之轉變；既具有社會現實之關照，亦於其間孕含有社會理想之憧憬，二者各有其與當時代之關連。除此而外之其它領域，如古文詞章之學之更新發展，居士佛學與儒學之交涉，乃至新學輸入後，新形態智識份子之出現，亦皆有其值得論述之處。本文概述清中晚期學術乃至思想之發展，除顯示此一時期之所以與前不同，在於外在因素之作用力量，已逐漸勝於學術思惟本身之自我反思外，亦表明此種外在因素之作用，在結合中、西具有差異之學術思惟之後，無法立即融合成為一單一而完整之學術觀念，並以一新的形態充分展現自身，故無論經學、詞章、理學、經濟乃至西學，皆係各自為政。雖則如此，若就思想之匯聚言，則依然有其會流之趨向。
此一趨向，成為民國初年以後中國企圖重建其學術規範時之導引。故其思想之特質，值得進一步分析。其中最要者，依本文所分析，有二項：一為其思想中所蘊含之「社會學視野」，而另一，則是其思想中之「哲學視野」。此二項皆在其內涵中，具體反映此時中國所積累之文化底蘊；值得研史家之重視。
關鍵詞：清代經學史、清代史學史、清代思想史、乾嘉考證學、中國近三百年學
術史、晚清實學
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學系